智力会对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表现、社会流动和健康产生诸多影响，是一种社会认定的优秀性状。适应性是指一个人生孩子传播自身基因的能力：拥有高适应性的人生育率高、死亡率低；适应性高的性状会在人口中扩张，而适应性低的性状会被淘汰。

 

如果适应性与社会认定的“优秀”性状方向一致，那么人口遗传就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反之，有时候适应性高的性状并非是社会认定的优秀性状，这些“优秀”性状的遗传水平就会在人口中下降——此现象称为“劣生”。

 

智力水平和生育率

 

作者使用CFPS数据对中国1951-1980年间出生的受访者进行了研究。CFPS 2012测试了受访者的认知能力和短期记忆能力——流体智力（gf），包括单词记忆测试和数字识别测试。研究也使用了来自CFPS 2010的晶体智力指标（gc，利用从社会文化中习得的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方法是语言和数学测试。

 

由于研究显示晶体智力可以通过基础教育习得，流体智力并不会受到教育程度的影响，而在中国语言和数学测试通常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指标，这可能会导致晶体智力反应了教育不平等，而非遗传差异。鉴于此，作者认为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人口而言，流体智力是衡量反应受访者遗传获得的一般智力水平更好的指标。

 

本文根据CFPS数据计算，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于流体智力的逆向选择有所加强，1986年到2000年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每十年下降0.31点。劣生生育率使中国人口的遗传型智商在1971年到2000年总共下降了0.75点。

 

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都发现了对于智力的“劣生”现象，但是同样地方测得的智力分数却在上升，这看似有些矛盾。有学者据此提出了“协同模型”（Co-occurrence Model），认为劣生生育率会导致可遗传的“一般智力因素”（g）出现下降，但社会发展与环境改善则会提高表现型的“特定认知能力”（s），后者因此掩盖了前者。而西方研究显示，如果使用一些更能反映“一般智力因素”的智力子测验进行研究，就可以直接观察到可遗传智力水平的下降。

 

社会流动和生育率

 

作者使用1963-1972年间出生的个体研究了认知能力同社会地位、生育数量的关系。12岁时居住在农村后来迁移至城市的居民的流体智力比没有移民的农民更高，同时很多种移民的途径对移民群体本身就具有选择性。然而，移民者的子女数量比没有移民的农村居民更少，是一种劣生选择。此种生育率差异加强了劣生的定性结论。

 

教育程度和生育率

 

因为智力、性格具有遗传性，教育程度反映了智力、性格，所以教育程度也是有遗传性的。因此，也可以研究教育程度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大致推测人口中智力、性格遗传变化的程度。CFPS的数据显示，教育程度也和生育率有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负相关性越来越强。大学毕业生的生育率比同年代出生的高中毕业生要低。此结果也为上述选择提供了支持。

 

为什么中国的生育率与智力水平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有研究认为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人口的生育率，一般人很难负担养育更多孩子的罚款。但台湾的研究也发现了相同的趋势，说明人口的城市化促进了这种选择。此外，中国传统文化鼓励子女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这是家庭成功的标志，较贫困的父母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会选择生育更多子女，投资子女和自己的未来。

 

作者注意到，印第安纳大学遗传学教授Michael Lynch （2016）估计，新生儿携带的新生遗传突变会使每代人的身体和心智水平下降1%。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多害少利的遗传突变，伤害人类的基因库；原本可以对抗这种衰退的自然选择不但没有进行，我们在本研究中还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智力还在向相反的方向进行。西方学者发现，国与国之间人口智力的差别与国家经济水平相关，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参考文献

 

Wang, M.,& Fuerst, J.. 2016. “Evidence of dysgenic fertility in China”. Intelligence 57: 15-24.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