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父母观念和行为的影响

 

期刊：中国人口科学

作者：卿石松

机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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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在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优化的新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作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婚育主体，他们的生育

意愿及形成机制尤其值得关注。来自西方国家的研究证据表明，在个体生育意愿的形成过程中，原生家庭

或父母具有重要影响。在大家庭（兄弟姐妹较多）长大的人，不仅渴望拥有更多子女（Buhr等, 2018），

也倾向于早生和多生（Beaujouan等, 2019）。与生育相关的价值观传递以及对父母行为的“自然”模仿，

即家庭社会化是解释生育代际传递的主流理论。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或数据局限，已有文献要么强调父母

生育行为对子代生育偏好的积极影响，即行为-意愿传递路径，要么仅考察生育价值观或态度如理想子女

数的代际关联。很少有研究同时检查它们或试图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此外，人们通常比较关注妇女的

生育意愿及其形成机制，因此母亲（婆婆）与女儿（儿媳）之间的代际关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较多关注，

而父亲在生育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相对被忽视。本文以2018年调查时年龄为14-35周岁（出生于1982

-2005年）的青年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意愿和行为两个维度探究原生家庭父母对子女生育意愿的影响，以

便辨识价值观传递和学习模仿两种社会化机制的相对影响，同时区分和比较父亲、母亲对儿子和女儿生育

意愿的相对影响，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生育代际传递作用及潜在的性别差异化传递机制。

 

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不同于以个体为抽样单位的调查，CFPS以家庭为最小抽

样单元。于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完成的第五轮全国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 尤其特别之处在于

分别采集了样本家庭中10岁以上全体成员的生育意愿及个体特征信息。这为本文探究父母和青年子女之间

的生育意愿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相互关联提供了独特的数据支持。一般认为，生育观念社会化发生在儿

童或青少年早期阶段。相比成年子女，儿童或青少年更适合于研究代际传递相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生育

意愿较少受到结婚、生育等个体经历，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换言之，未成年子女的生育意愿与父母

生育意愿的关系能够更加直观地体现代际传递作用。只是考虑到儿童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生育意愿或尚未

形成相对稳定的生育偏好，于是，本研究限定育龄期青年，并依据国务院对青年的界定 ，选取调查时点

年龄在14-35周岁（出生于1982-2005年）的青年子女及其父母作为分析样本。本研究样本之独特不仅在

于涵盖未成年子女（不限于女儿），而且包括本世纪最初几年出生的“00后”，使之适合代际传递分析并更

好地反映最新出生队列的生育意愿。

 

文章因变量为理想子女数。我们将理想子女数视为计数数据，并通过描述分析和过离散（over-disper

sion）检验，发现因变量的分布状况适合泊松回归。同时，通过赤池信息准则（AIC）和贝叶斯信息准则

（BIC）发现，泊松模型优于零膨胀泊松模型，且通过了拟合优度检验。此外，为了纠正潜在的异方差，

回归分析过程中在初级抽样单位（PSU）内聚类以得到稳健标准误。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参照同类文献做

法，将理想子女数重新编码为序数或类别，并分别使用有序逻辑斯蒂和多元逻辑斯蒂模型进行估计，以此

作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检验。同时，进一步划分未育和已育子样本，比较原生家庭经历和个体经历的相对

影响。

 

研究发现

 

数据结果显示，父母双方的生育偏好能够反映在子女的生育意愿上，从而为生育态度、价值观的代际传递

提供强烈的证据支持。不过，父辈生育行为对子女生育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至少在程度上微乎其微。我们

通过同时考察父母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对观念传播和行为学习两种社会化机制做了检验，从而得到新的发

现。具体而言，当分别考察父母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和生育行为（子女的兄弟姐妹数）的影响时，两

者均与子代生育意愿呈显著正相关。不过，当父母意愿和行为同时纳入模型，父母生育行为（被访者兄弟

姐妹数）的影响不再显著，仅父母生育意愿对子代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保持稳健。这就意味着代际之间的

生育关联，主要作用机制是父母态度、价值观的传递，而不是子女对父母行为的模仿。这一结果强调，单

独衡量父母的行为和经历并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父母对子女生育偏好的影响，甚至造成结果的偏误。本文

同时考察父母行为和意愿的影响，对生育意愿代际传递及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做出贡献，超越了以往研究

发现父母生育行为影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结论。

 

同样重要的是，本文还考察父母的影响是否会随着子女成长而持续或是弱化。结果表明，当子女经历生育

事件即成为父母之后，母亲的意愿不再具有显著影响，仅父亲的意愿可以继续影响儿子的生育偏好，尤其

是农村家庭。也即是说，对于拥有生育经历的成年子女，他们的生育偏好或再生育意愿，可能更多地受到

个体生育经历的影响，而原生家庭的影响开始弱化。不过，与父系家庭结构特征一致，父亲对成年子女生

育意愿的影响持续存在，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父-子代际传递。这一结果契合中国的文化情境和父权制家庭

结构，从而对国际上为数不多但结论有冲突的经验研究补充了中国情境的证据。事实上，来自西方国家

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母-女代际传递，而很少关注父-子代际传递。本文通过比较同性代际传递和跨性别

代际传递，为父母是否依然显著影响成年子女生育意愿的结论提供了新的认识。

 

此外，文章还发现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年子女的生育意愿相关。尽管父母教育水平与未育子女的生

育意愿无关，但在有子女的青年样本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教育水平对他们的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面

影响（主要体现在城镇家庭）。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年限）纳入模型并

没有减少父母生育意愿的影响。这意味着不能仅通过社会经济地位的传递来解释生育意愿之间的代际关

联，原生家庭和父母在塑造年轻人的生育偏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创新点及政策意义

 

文章从几个方面扩展了现有的研究。首先，关注最年轻或最新出生队列的生育意愿，既能满足检验社会

化假设所需要的条件，又有助于了解最新出生队列的生育意愿并预测未来的生育形势。其次，文章对比

父母意愿和行为的相对影响，全面准确地评估父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优势，因为

生育行为和意愿之间高度相关，单独考察父母行为或意愿的影响可能都是不合适。最后，通过一个同时

涵盖父母和儿子女儿的样本，丰富拓展了以往侧重于母-女代际传递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意愿对儿子和

女儿的生育偏好也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拥有生育经历的儿子来说，只有父亲的意愿依然具有显著影

响。这些结果深化了生育代际传递机制路径的认识，也契合中国的家庭结构、代际和性别关系特征。总

而言之，与仅关注女性生育意愿及母—女代际传递，或只考察观念和行为中某项社会化机制的研究不同，

此项研究从更全面的视角分析生育意愿的代际传递路径，对推进家庭层面的生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研究结论也具有政策含义。生育态度或意愿的正向代际传递可能会对未来的人口规模产生重大影响，来

自大家庭的人将对未来的人口规模做出更大的贡献。鉴于家庭是传递生育态度和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场

所。在中国生育率下降以及低生育率背景下，如果与之相关的生育观念代代相传，目前的低生育率水平

可能会持续下去，甚至落入“低生育率陷阱”。相反，如果能够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新时代育龄青年婚育

观念再转变，也可能出现积极的一面。例如，在全社会宣扬推广积极的新型婚育观念，推动家庭在新型

婚育观念形成与传承中发挥更大作用，将来也可能提高青年婚育人口的生育意愿，至少能够大大缓减

“不想生”的问题。从而实现生育水平的恢复和提升，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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